墮胎與自殺的關係
輔仁大學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2009/7/1
贊成「死亡權」者，提議成立「自殺診所」，解決自殺者的問題；贊成墮胎者，同意成立「墮胎診所」，讓懷孕母親拿掉孩子。然而這兩種診所同樣是由死亡的觀點解決問題，從他們身上賺取利益。事實上，這兩種受苦者渴求的是希望而不是死亡，最需要的是有人援助他們，鼓勵他們選擇生命、珍惜生命、享受生命。…………
一九六零年代，當墮胎唯有在「醫療性」理由下才得以進行時，人們並非不曉得再以精神疾病為理由，以達到墮胎的目的；精神科醫師甚至在某些狀況下診斷出，每一位有懷孕問題的婦女有自殺傾向。
然而，關於這個議題的其他研究卻顯示，與未懷孕婦女相較，懷孕卻與自殺率大幅降低有關。這個結果也使得一些精神科醫生提出建議：由某種角度而言，懷孕也可扮演心理保護者的角色。另一個人活生生地存在，似乎可以減緩精神錯亂或是重度憂鬱症婦女自殺的衝動。
雖然懷孕可減緩自殺的衝動，然有更多的證據顯示墮胎激升自殺的可能性。根據明尼蘇達大學於一九八六年公布的研究，與未曾墮胎的少女相比，過去六個月曾墮胎的少女，自殺的次數超過十次以上。其他研究也提出成人間的墮胎史與企圖自殺的類似數據。因此，依照目前的資料顯示，墮胎比懷孕生產更有可能導致情 緒不穩的婦女自殺。
曾輔導自殺者的專家很清楚墮胎／自殺之間的關連。例如「無名自殺者」（Suiciders Anonymous）辛辛那提分會主任Meta Uchman指出，在三十五個月期間，她們的小組服務了四千位婦女，其中一千八百位曾經墮過胎。這些墮胎婦女中有一千四百位年齡介於十五到二十四歲之間。在美國，這個年齡層的自殺率攀高得最快。
有時墮胎後自殺是出於絕望的衝動。例如十八歲的Susan寫道：「墮胎後第二天，我寫了要自殺的小紙條給爸媽和男友。我實在無法想像，明明知道這件事不可以，我還是做了。做了這件事，自己怎麼還能活著？我殺了自己的寶寶！ 我走到地下室，想知道怎麼用爸爸的手槍。我歇斯底里得哭著，把槍桿含在嘴裡。突然，我聽到有人在樓上，是我爸爸，他停了下來，正在撿東西。我把槍放下來，走上樓去。爸爸看出我心煩意亂，問我是否想和他共進午餐。我覺得我至少欠他這頓飯。飯後我實在太害怕，不敢做這件事。」
另外，自殺的衝動也起因於多年的壓抑、憂鬱和失去自尊。一九八七年一份研究指出，受墮胎後創傷之苦的婦女中，通常在墮胎後好幾年，有60%曾有自殺意 念，28%企圖自殺，18%自殺超過二次以上。很不幸地，曾有一個案例是一位十八歲的女孩在用子宮吸引術墮胎後三天，因為覺得「殺了自己的孩子」，深感罪惡而自殺。但由診所最後一次檢查紀錄得知，她根本沒有懷孕。
或許由各方面看來，墮胎/自殺關係緊密的原因是：墮胎就像自殺。一個受自殺念頭糾纏的人，事實上渴望他人協助。打算墮胎的婦女也一樣。兩者都處在絕望的狀況中，兩者都感到孤單，兩者都認為事情沒有轉圜的餘地。
一些贊成「死亡權」（right-to-die）的團體辯稱，自殺應該合法化，甚至主張設立自殺診所，協助決定自殺者達到目的。若是這麼做的話，可能就有絕望的人前往尋求實現他們的「自由選擇」。在「快速、簡單、無痛」解決問題的保證下，自殺率有可能像在一九七零年代的墮胎率一樣飆升。
猶如上述的自殺診所，墮胎診所也利用絕望的人，向「客戶」承諾他們將由黑暗的深淵中得釋放。墮胎診所迎合這個消費社會的需求，要快速解決問題。他們表現得很同理前來墮胎的婦女，但實際上他們是由這群孤單、害怕和困惑的婦女身上賺取暴利。在生命的假象下，他們真正同理的是死亡。認同自殺或是墮胎的念頭並非幫助絕望的人，而是放棄他們。這種錯誤的同理心，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要介入別人的問題，是廉價的愛。
對那些看得更透澈，關心得更深入的人，一個透露想自殺或墮胎的人的確在求救。他們呼求別人支援他們，鼓勵他們選擇生命、珍惜生命、享受生命。他們渴求希望。
一個想自殺的人表示希望自己已不在這世上，其實是在求救；一位對懷孕感到惶恐的婦女表示她想墮胎，其實也是在求救。這兩個例子同時都表示，這個絕望的人還懷著有人會關懷他們、幫助他們的希望。他們需要看到生命的價值――自己的和孩子的――這種愛反映在幫助他們留下生命。他們需要聽到有人對他們說，在他們自己的生命中，他們夠強壯，能獲得勝利；無論何時他們軟弱了，我們就在他們身旁伸開雙手，甚至背他們一程。
這麼做需要投注「昂貴的愛」，這種愛要求真正地付出時間、精力和資源，少了任何一樣，他們就會感到「不是真心的」；少了任何一樣，絕望就會戰勝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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