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佛學講座熱烈迴響
   （民國77-04至77-11)

一九八七年八月廿六日，初抵阿根廷不久，承阿國貝大(Belgrano )的艾教授之邀請，首次在該校活動中心做一次佛學專題演講，當時貝大學生紛紛要求做系列性的佛學講座，但因台灣已安排好台北中山堂的演講，因此没有答應。

貝大是此地最著名的私立大學，師資設備等都屬一流，其創校年與紐約的美國佛教會的創會年、以及我的剃度年，剛好是三個同年 ——一九六四年。首次演講就碰上其校慶，也真是巧合。演講後，學生紛紛要求演講的西文譯稿，只好帶回臺灣印成單行本，由居士們分批帶來分發。

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九日，重臨阿國時，貝大的艾教授又分別安排在甘迺迪大學及貝大各做一次佛學講座。首先是六月十七日在甘大心理系講「禪」，我從禪的定義、禪的本質、禪的實踐，做一簡明扼要的分析，然後由心理系教授發問；透過華僑弟子李潤宇、吳怡慧兩位的口譯，大致說來我們可以溝通。

只是，禪不僅是理論，必須下一番心地工夫去體驗，才能把握到禪的精神，因此他們所問的都是較為膚淺的問題。由於東西方思考方式不同，他們講求分析理論、相對比較，而禪是超越這些，是要把你的思量剝得一乾二淨之後才見到本地風光，因此頗難表達；加之個人也是禪的門外漢，始終在文字禪的領域中打轉 ，無法一針見血地使他們生命震撼。

接著六月廿四日在貝大做第二次演講，題目是「我之宗教觀」，仍然由許獻文居士翻譯。我從宗教的定義、起源，談到現代人對宗教應有 的認識與需求，然後做一總結：人類需要理性的宗教，但宗教不可與政治結合，否則必定危害人類！

講畢，聽眾紛紛要求譯稿，同時經艾教授安排，預定在下學期每週作三小時的佛學講座。但我要求兩週一次，因為講稿要事先寫好、請人翻譯、再加審稿，非常耗時。後來因該校是天主教大學，以某種因素而將延後開課。

據云：過去曾請日蓮宗的講師去演講，言詞激烈又具攻擊性，招致校方的反感。因此我做兩次的演講，都儘量避免敏感的問題——上帝存在與否。採取理性的講法，透過比較學、邏輯學，讓知識分子做理性的思辨與抉擇，因此學生反應甚佳。

也承該校要我交上兩本著作，在一九八七年九月領贈「榮譽哲學博士」學位。在我而言，這只是為僑界、為教界接受此項榮譽而已！況且所學有限，而博士學位與了生死、斷煩惱並沒有絕對的關係。我認為博士學位之授與，只是加上你更多的責任與使命，來成熟眾生、莊嚴世界而已，並非以此榮譽來炫耀地位與身分！

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六日下午三時，我們在位於華人集中地區的中華會館，又做一次公開演講。這是專以華僑為對象，不必透過翻譯，可以 省時省事地暢所欲言，畢竟是同文同種的思想背景，講起來比較没有 心理負擔。我以國語發音，講題是「生之旅」，談生命的意義、成長過程及價值肯定。另外，宏澤法師用臺語開示，講題是「唯識簡介」。這次演講頗受僑界的熱烈歡迎，因為收回來的問卷調查，大都希望能夠每月舉辦一次佛學講座。

十月廿九日(農曆九月十九日)，是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，也是我們搬來新會址後第一次法會。往常我們舉辦法會，都為了配合華僑的生意時間，所有法會都是提前在星期天舉行，但是這次似有預感，必須堅持在九月十九日當天舉辦，結果信徒來參加的也有數百人之多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如果延後在星期天舉辦法會，那就麻煩了，因為是日雷電交加、大雨傾盆。事後，信徒們說我似有神通，早在半個月前就決定在星期六舉行法會，我說我根本没有神通， 只是巧合而已。

搬來新址後，由於宏澤法師早已回台，一切節目都要自己來，因此把節目內容及時間又調整一下——每週三下午兩點半講《金剛經》；週六及週日為成年班念佛會，講「成佛之道」；另外週六晚上為阿根廷人開靜坐班；還有週日下午兩點半為華僑在學青年開「青年講座」，內容以「如何認識自我、肯定自我、開創自我、與實現自我」為主旨， 最後以「如何適應在他鄉異國及超越自我」作為結束，這五個單元來闡釋，約需兩個月時間來講。當然，一切開示仍是要回歸大覺釋尊的圓滿菩提為究竟的法義。

十一月廿四日，又承艾教授的邀請，安排在阿國的第一大學：國立布宜諾大學演講，這次校方出題，要我講「佛法與世界和平」。適逢當地郵局罷工，邀請函約近千封無法投寄，幸有熱心信徒在報紙上登演講廣告，另有當地的安娜小姐把宣傳單送各地去分發。是日晚上七時半，在該大學法律系大禮堂演講。為了培養更多的翻譯人才，這次之翻譯改請李潤宇同學擔任。由於事前做了詳細的準備，一切都在順利中進行。演講畢，有位女議員埋怨我宣傳不夠，座位也不夠，使許多人無法入場就座，她說她擁有電台，以後可以代為宣傳廣告。

這次的演講是在阿國最高學府舉辦，可說是甚為難得，因此地是以天主教為國教，能讓佛教僧侶在其大學演講，可見佛陀的真理將永遠是眾生界最究竟最圓滿的依歸，同時又是合情合理，可以在工商業時代被人們接受。這非得要有最善巧之方便，始能令眾生入佛知見、遠離苦海。